从星宇被劝退、解约的107个应届生，到China GT递完灭火器就撤的马修大爷，我国的劳资矛盾正在前所未有的尖锐化。其中原因，无论企业主还是普通员工，可能都难以究其根本。我们还是要回到法律制度设计这个层面来讨论。

一、劳动法律的设计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历史上先后有四部《宪法》。在劳动领域，有一项权利，在前三部《宪法》里都有明文规定，但是在第四部《宪法》里，被删去了。

这一项权利是“罢工权”。删去的理由如下：“工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没有必要通过罢工来维权、对抗资本。正如1999年春晚上，小品《打气》说的：“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从古至今，弱者对抗强者的唯一方式，就是联合起来。我党至今每次开会，也要高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需要充分的集体劳动权（尤其是罢工权），来对抗作为强势一方的用人单位。因此罢工权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像劳动者的“核弹”，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其实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一辈子也不一定真的参加过一次罢工。但是罢工权的存在，让用人单位在处理劳资问题上不得不对劳动者、工会有所忌惮。现在能够让用人单位忌惮的武器还有很多——比如“ESG（环境、社会、治理）”，就是107个应届生向欧盟投诉的那个东西——但是罢工始终是历史最悠久的那一个。

从这个层面而言，罢工权的消失，直接导致我们国家的劳动者，失去了联合起来之后最主要的“团建活动”，没办法再“共襄盛举”了。这直接削弱了劳动者作为一个集体维护自己权利的能力。不再能组织罢工的工会，也逐渐沦为只在逢年过节发米面粮油的吉祥物。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是用人单位“单方碾压”劳动者，其实是不会有现在社会上这么严重的劳资矛盾的。

我们从94年《劳动法》、07年《劳动合同法》的法条规定客观来看，我们国家对于劳动者在法律文本层面的劳动权利保护，毋庸置疑处在世界t0级别。规定在《劳动合同法》里、我们如今熟悉的解除劳动合同时的“n”、“n+1”、“2n”等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典型如吃人不吐骨头的美国，大部分州的老板可以随意解雇员工，说fire你就fire你，不需要支付任何赔偿或者补偿（除非是因为性别、种族、宗教等歧视性解雇）。其他同样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德国，一般是通过解雇无效、员工复职来解决“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法国、英国虽然会有一定赔偿、补偿，但是远低于我们国家。其他对于劳动者的权利保护还有很多，整体上最终形成了我国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要优越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劳动者的情形。

这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说非常诡异的局面了：一边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压倒性的强势地位，一边是劳动者在劳动争议产生后的高额索赔权利。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当优秀的匹配机制把旗鼓相当的对手匹配到了一起，那自然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

这导致的现象就是：用人单位忽视劳动者应有的法定权益→劳动者不得不通过个体维权索取高额赔偿。

而在有罢工权的国家，则往往出现另一个现象：用人单位与工会谈判后给予劳动者超法定待遇→劳动者经常参与工会活动、较少个体维权。

我是个粗鄙之人，不懂什么文艺的表达，只能这样评价：该给我的不给我，不该给我的倒是塞给我一大堆。

二、企业的痛楚

在实际的行政执法过程中，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现象：严格立法、选择性执法。其中后者的坏影响远比前者更甚。如果只是立法严格，企业完全可以选择将守法合规成本层层转嫁给下游消费者；但是选择性执法却导致企业失去了对守法合规成本的明确预期。

如果一个企业守法合规，会导致这个企业的产品价格比不守法、不合规的同行更高、利润率还更低，试问这样一个环境里，哪个企业会选择严格守法合规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企业严格守法合规用工的成本，直接上数据图。图片来源感谢我的朋友，某书id@丰俭由人2000。

面对高昂的成本、变幻莫测的执法态度，理性的考量是守法还是违法，不难作出。这种理性考量不是一句“招不起人就别招”就能够否定的。

三、业务外包

业务外包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不需要遵守劳动法领域的相关规定，只需要遵循《民法典》的规定即可。说人话就是，企业不仅不用交五险一金、不用担心被仲裁，还可以拿承包方开的增值税发票来抵扣成本。

至于劳务派遣？傻子才用劳务派遣，吃力不讨好。

AI的发展还会加速这一趋势。当AI大幅度提升劳动者的生产力、并为劳动者补充上以前可能从来不会具备的关于财税、法律等方面的初级能力之后，企业为什么还要去招聘一个坐办公室的白领员工，而不是向一个“OPC”或者一个“freelancer”寻求业务外包的合作呢？天天到办公室上班的白领员工，除了能够满足“老登”领导、老板使唤人的权力欲望以外，和这些业务外包比起来，从业务能力到使用成本，一无是处。

未来对这些外包人员的管理，可能主要是依赖“算法”。而这套“算法”本身的开发也并非不能外包。外卖平台与外卖骑手、打车平台与网约车司机，这种“平台经济”的用工形式，在AI极大提升个人工作能力和效率的未来，会逐渐推广到更多领域和行业。企业甚至可以入股这些“个人+AI”的“OPC”公司，通过资本运作而非传统的劳动管理实现更多收益。